早期欧洲地图上的宁波(下)

龚缨晏,教授,博士生导师,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基础部主任,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秘书长,主要从事考古学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研究,在《史学理论研究》、《文史》、《世界历史》、《中国社会科学》等刊物上发表过几十篇论文,出版《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》等专著,曾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、三等奖,浙江省教育厅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等。

葡萄牙人于16世纪初来到中国沿海地区后,中国人根据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称呼而把他们称为“佛郎机”,但始终搞不清他们的来历,一直以为此国位于东南亚一带,信奉佛教。例如,明朝大臣在处理朱纨案子的一份报告中,曾对皇帝这样说道:“臣查访得佛郎机国,本名苏文哒喇国,原系暹逻国附庸,恃其崛强,横行海外,诸岛夷人,并皆畏之。”所谓的“苏文哒喇”,即今天所说的苏门答腊,暹逻则是泰国的古称。这份报告把远在欧洲的“佛郎机”(葡萄牙)说成是东南亚的苏门答腊,明朝官员通过“查访”得来的信息显然有误,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认识水平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与此相反,那些远道而来的欧洲人却对中国充满了好奇,千方百计地了解有关中国的情况。

在16世纪下半期的葡萄牙制图学家中,陀拉多(FemaovazDourado)并不太有名,甚至在多数地图学史的专业工具书中也难以找到有关此人的记载。不过,他是当时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知道得最多的地图学家。从16世纪60年代起,陀拉多曾在印度的果阿生活过,这是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大本营,所以他获知了关于中国沿海的大量资料。也就是在此期间,他绘制了多幅有关东亚的地图。在一幅绘于1571年的地图上,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,中国南方标有“广东”(Camtam)。在浙江沿海,作者显然尚不知道“浙江省”之名字,而只知道宁波。所以,作者在浙江一带用大写字母标上“LIAMPO”(宁波)。除此之外,还标有“宁波”的城市名以及“杭州”(Ancheo)。陀拉多所绘的这类地图并非只有这样一幅,大同小异的地图有好几幅,例如在一幅1580年绘于印度果阿的地图上,大写的“LIAMPO”就不见了,但是作为城市的“宁波”以及“杭州”依然出现在地图上。此幅地图是目前所知陀拉多的最后一幅地图,图上没有把浙江沿海称为宁波,是不是因为他得知宁波仅是个城市的名字而不是一个省份的名字呢?

1578年3月,有三艘商船徐徐离开了葡萄牙的里斯本港,船上除了满载着各种货物外,还搭乘着十四名传教士。其中有两个传教士后来成了精通中文的重要人物,一个人名叫罗明坚(1543—1607),另一个名叫利玛窦(1552—1610)。他们于7月份绕过非洲好望角,9月份到达印度的果阿。

1579年7月,罗明坚从印度来到中国澳门学习中文。他后来到过绍兴和杭州,但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到过宁波。

为了使欧洲人能够了解中国,罗明坚在1606年编绘了一部《中国地图集》,这是欧洲人编绘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。此地图集共有文字说明三十七页,有地图二十八幅,详细介绍了明代中国的南北两直隶和十三个行省,内容涉及中国的幅员,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结构,各地驻军情况,各地物产,等等。

罗明坚的这部《中国地图集》长期深藏在罗马的图书馆里,不为人知,直到1987年才被发现。国外学者认为,罗明坚的《中国地图集》是以明代罗洪先(1504—1564)编绘的《广舆图》为基础的。就浙江省而言,我们从图中也可以看到,这个说法是正确的,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,罗洪先把浙江省宁波市的象山半岛错误地绘成是一个独立的岛屿,在罗明坚的地图集上,欧洲地图也因袭了这种错误。此外,罗明坚没有采用欧洲制图学所用的近代地图投影方法,而是像《广舆图》那样用“画方分里”的中国传统绘图方法。

在中国地图学史上,明代罗洪先的《广舆图》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,具有非常大的影响。此图是在元代朱思本(1273—1333)《舆地图》的基础上扩增加工而成的,初刻于1555年左右,后多次重刻。《广舆图》除了总图外,还有分省地图、海运图等。

浙江省象山县位于东海之滨,北有象山港,南有三门湾,是个半岛。在《广舆图》的“舆地总图”以及“海运图”上,象山都是呈半岛形。但是,在“浙江舆图”上,象山却被画成了一个孤岛。由于《广舆图》影响甚大,所以后来的许多人都因袭了这个错误,例如在明代末年所编的《地图综要》中,“浙江分界图”上的象山不是半岛,但“浙江分里舆图”上的象山则如《广舆图》为半岛。

《广舆图》上的这处错误,不仅反映在罗明坚的地图上,而且还通过后来的另一位传教士卫匡国,反映在欧洲地图上。

卫匡国(1614—1661)是意大利传教士,1643年来到中国。他在中国各地生活了8年后,于1650年启程赴欧,1653年到达挪威。1657年,卫匡国从里斯本出发再次来华,1659年到达杭州。1661年,卫匡国在杭州去世,并安葬于此,其墓至今尚在。

卫匡国于1643年来到中国后,即开始注意搜集有关中国地理与地图的中文著作。他还在中国许多省份旅行过,这为他提供了实地考察中国地理的机会。当他于1650年踏上返回欧洲的航船后,就在漫长的旅途中对自己所搜集的资料进行了整理,并编成一部中国地图集,即后来出版的《中国新图集》。

卫匡国于1653年回到欧洲后,曾专程赶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,会见地图出版家布拉厄,商量有关出版中国地图集的事情。

从16世纪后期起,欧洲制图学的中心是荷兰,这里有许多专门绘制出版地图的家族,其中布拉厄家族是最为著名的家族之一。地图史研究者甚至这样说:“历史上,在制图业中真正占有过绝对优势地位的惟有布拉厄家族。”

布拉厄家族从1635年开始出版大型地图集《世界新图集》。1655年,布拉厄用拉丁文把卫匡国编绘的《中国新图集》作为《世界新图集》的第六册在阿姆斯特丹出版。

《中国新图集》为大开本图集(32.5~50cm),制作精美。为了便于销售,《中国新图集》与布拉厄出版的其他图集一样,分为彩色版与黑白版两种。第一版共有中国总图1幅,分省地图15幅,此外还有文字说明、中国各主要城市经纬度表等。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,“除了制作精美这一技术因素外,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。它一直是欧洲人关于中国地理著作的范本,直到1737年唐维尔的《中国地图集》。

有意思的是,在卫匡国《中国新图集》的中国总图中,象山港与三门湾被连在一起,使象山县成了一个孤岛,不过象山境内并没有标任何文字。在《中国新图集》的浙江省分图上,更加清楚地把象山绘成一个岛屿,并在上面用拉丁文标明Siangxan(象山)此外还标出一个地名Quo,对照《广舆图》,此地名即为“郭衢”。郭衢是明代的海防重镇,《宁波郡志》等方志均有记载,但并非位于象山境内,而是在现在的宁波市北仑区,今简作“郭巨”。《广舆图》误将郭衢置于象山岛上,卫匡国也因袭了这个错误。这就有力地表明,《中国新图集》的主要资料来源是罗洪先的《广舆图》。

但是,卫匡国在编绘《中国新图集》时,并非简单地全部照抄《广舆图》,而是根据其他资料进行了一些研究。因此,《中国新图集》中的许多内容是《广舆图》中所没有的,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象山县的昌国卫。

明洪武十二年(1379),明朝政府在今舟山岛上设立了昌国县,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s://gaugedcreative.com/,毕尔巴鄂后改为昌国卫。洪武二十年(1387),昌国卫从舟山迁到今象山县石浦港边的一个岛屿东门山上。昌国卫所属有石浦前、后两所。洪武二十七年(1394),又因东门岛孤悬海中,水薪不便,把昌国卫迁到大陆上,即今昌国镇。

在《广舆图》的“浙江舆图”上,有舟山岛,但没有“舟山”之名,而注有“故昌国县”等字,此外还绘有东门岛,并在岛上方的大海中标有昌国卫三字。东门岛上有三仙岛、东门山和屏风山三个地名,没有石浦之名,而且在《广舆图》上,舟山与东门两岛都没有完整地绘出。

在卫匡国的《中国新图集》上,出现了完整的舟山岛,并明确地标明Cheuxanlnsula(舟山岛)。图上东门山呈南北向,而非像《广舆图》那样大体呈东西向。卫匡国把东门岛称为Changquelnsula(昌国岛),并在上面标有Xepu(石浦)之地名。在明代的方志中,石浦之名就标在东门岛上,例如在嘉靖《宁波府志》及万历《重修象山县志》上,“石浦司”、“石浦所”等地名都标在东门岛上。相反,《广舆图》中标在东门岛上的三个地名在《中国新图集》中都没有出现,这说明对于昌国卫及与此相关的舟山、石浦等内容,卫匡国有自己比较深入的研究,而不是来自《广舆图》。

《中国新图集》后来被译成法文、西班牙文等文字出版。1662年,布拉厄对自己家族所编的地图集进行了扩充,用拉丁文出版了11卷的《大地图集》,卫匡国的《中国新图集》被收入在此书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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